学术回顾︱“故宫博物院哥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11月14至15日，由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协办的“哥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正式代表50人、列席代表30人，分别来自中国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天津、江苏、江西、河南、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大会共收到论文24篇，有21位代表作了学术发言。

　　14日上午，全体与会代表首先参观了为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而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举办的“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接着，出席了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开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主持，故宫博物院娄玮副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娄副院长期望与会代表借助故宫博物院搭建的这个学术平台将哥窑研究推上新的高度。随后，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耿宝昌代表主办单位、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副馆长俞锦辉代表协办单位在开幕式上发言。

　　14日下午和15日全天，大会进行了六个场次的学术研讨。代表们分别就传世哥窑瓷器及其相关问题、哥窑瓷器相关的考古发现、哥窑瓷器的美学风范及影响、哥窑瓷器的烧造工艺、哥窑瓷器的科技检测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一    传世哥窑瓷器及其相关问题

　　在对传统意义的“五大名窑”研究中，哥窑研究一直迷雾重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哥窑概念和性质的理解，对于典型传世哥窑瓷器烧造于何时、何地以及对各地出土类似哥窑器物的认识等，均有不同观点。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耿宝昌以从事古陶瓷研究80余年的亲身经历，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世哥窑瓷器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收藏和流传情况，并详细分析了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胎釉、装烧工艺等特征，总结出鉴别的几大要点：1. 造型：琢器多仿青铜器造型，给人以古拙、质朴、浑厚之视觉感受。2. 胎质：胎质多坚细，呈灰、油灰、黑、赭等色，若胎质粗松者，则叩之声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力。3. 釉质：釉质凝厚如同堆脂，釉色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中蕴含密集的气泡，显微镜下观察如同“聚沫攒珠”。凝腻的釉面如“粥皮”一般，光泽莹润，润泽如酥。4. “金丝铁线”：釉面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片纹，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5. “紫口铁足”：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在高温熔融状态下难以留存，因而映出黑色胎骨，即所谓“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除宋官窑外，后世各窑口产品及历代仿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底足工艺分为满釉裹足支烧和露胎圈足垫烧两种，垫烧器足因无釉呈黑色而被称为“铁足”。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吕成龙和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克伦的发言，分别梳理了历代文献对哥窑的记载。吕成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着重梳理了关于哥窑瓷器的四个概念，即：1. 传世哥窑（图一），2. 元末明初文献记载的“哥哥洞窑”、“哥哥窑”、“哥窑”，3. 哥（官）窑型（图二），4. 龙泉哥窑（图三）。他从胎釉薄厚、胎质和胎色、釉质和釉色、釉面开片、“紫口铁足”等几个方面区分了传世哥窑瓷器、哥（官）窑型瓷器和龙泉哥窑瓷器，提出文献中记载的“紫口铁足”应为龙泉哥窑瓷器的主要特征，并强调传世哥窑瓷器、哥（官）窑型瓷器、龙泉哥窑瓷器是三种不同的青瓷，不能混为一谈。此外，吕成龙还介绍了故宫博物院为配合此次哥窑研究而开展的无损检测工作，并结合检测结果推断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应在今杭州市凤凰山附近。对于传世哥窑瓷器的烧造年代，他认为在目前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应根据器物造型和工艺特点推断为南宋。

　　陈克伦梳理了元明以来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并详细列举了历年考古出土的哥（官）窑型瓷器，认为考古发现的元、明窖藏或墓葬出土的哥（官）窑型器物与传世哥窑瓷器有显著区别。他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图四）、上海博物馆（图五）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与杭州、龙泉地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进行比较，提出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与传世哥窑瓷器更为接近。此外，陈克伦着重介绍了近年上海博物馆对馆藏传世哥窑瓷器、杭州老虎洞窑址和龙泉瓦窑垟窑址出土瓷片标本的科技检测情况。初步结论是传世哥窑瓷器与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的瓷片标本在外观和釉的化学组成上均类似，而与龙泉黑胎瓷器无涉。通过对历史记载、考古资料、传世实物、科学检测等开展综合研究，陈克伦也认同传世哥窑瓷器产于杭州的观点。

　　“官、哥不分”是明清以来常见的说法，哥窑与官窑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叶佩兰和李辉柄均认为传世哥窑瓷器应产于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官窑，李辉柄先生还特别强调，其遗址将来很有可能在今天的杭州市或其附近被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任世龙结合自身丰富的考古工作经验，提出龙泉的“哥窑”和“弟窑”是仿烧南宋修内司官窑的产物。天津文博院研究员刘渤介绍了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和出土的哥窑、官窑瓷器，并分析比对了哥窑和官窑瓷器的异同。台北鸿禧美术馆研究员舒佩琦对杭州老虎洞窑、龙泉溪口窑出土的瓷片标本和该馆收藏的龙泉黑胎青瓷完整器等进行显微观察，展示了其断面结构、釉面气泡、开片等特征，为进一步认识老虎洞窑与龙泉黑胎青瓷提供了佐证。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基辛格专席研究员陆鹏亮介绍了该馆收藏的数件官窑、哥窑瓷器在欧美藏家之间的递藏经过，详细叙述了欧美学者关于官窑、哥窑器物研究的学术背景，为讨论官、哥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与哥窑瓷器相关的考古发现

　　由于烧造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址尚未被最终确认，致使自明代以来人们对哥窑瓷器产地的认识始终未统一。哥窑瓷器产于龙泉、系章生一所烧的说法自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今天，浙江龙泉、杭州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对龙泉地区窑址进行实地调查，到20世纪六十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的考古调查，在龙泉大窑、溪口等地窑址中均发现有黑胎青瓷残片。2010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溪口、小梅（图六）等地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又集中出土了几批黑胎青瓷标本（图七）。这些黑胎青瓷器形以陈设器为主，基本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且具有“紫口铁足”特征，其造型、釉色、制作工艺等与南宋官窑青瓷相似。

　　此次研讨会上，来自考古工作第一线的沈岳明和郑建明先后对这些丰硕的考古成果做了详细介绍和解读。沈岳明梳理了发现龙泉窑黑胎青瓷并展开考古发掘的历程，为全面认识龙泉黑胎青瓷提供了丰富材料。他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和排比，提出龙泉黑胎青瓷在南宋早期就已开始烧造，至少在元代仍有生产。沈岳明对考古出土的龙泉黑胎青瓷的分布范围、年代、性质及其与文献记载的哥窑和传世哥窑的关系加以讨论，提出文献所记载哥窑瓷器的基本特征为“紫口铁足”、“百圾碎”、“浅白断纹”，这些特征均能在龙泉大窑、瓦窑垟窑、瓦窑路窑等产品中得到印证。他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而杭州老虎洞窑应是“元末新烧”仿宋代哥窑产品的瓷窑。

　　郑建明对浙江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做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包括越窑、南宋官窑、龙泉窑等。他指出龙泉窑出土的黑胎青瓷面貌尤其复杂，除溪口地区烧造外，在大窑、石隆甚至龙泉东区均发现有类似的窑址。他认为黑胎青瓷是在龙泉地区起源并发展，大窑地区不仅是白胎青瓷的烧造中心，也是黑胎青瓷的烧造中心，至迟在南宋中期已开始烧造黑胎青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重点关注杭州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和龙泉瓦窑路窑的考古发掘资料。他提出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瓷片很庞杂，类似哥窑的器物只是其中很少一类，元代的老虎洞窑应不具备官作性质；而龙泉瓦窑路窑生产时间较短，产品单一，质量精湛，窑址的位置特殊，具有官作性质，是寻找哥窑遗址的重要线索。

　　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霍华向大家介绍了江苏地区墓葬、窖藏发现的几件与哥窑瓷器相关的器物。

　　三    哥窑瓷器的美学风范及影响

　　传世哥窑瓷器釉层肥腴，釉面开有交织如网的裂纹，统称“百圾碎”。裂纹大小不同、颜色深浅亦不一。小纹路呈浅黄色，大纹路呈灰黑色，俗称“金丝铁线”（图八）。瓷釉开片系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而在焙烧后冷却时所形成，在瓷器流传过程中如遇冷热变化仍会继续开裂。它本属于釉的一种缺陷，但却被聪明的陶工巧妙利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错落有致、别具一格的釉面装饰，并逐渐变成历代文人特别是明代以后文人赏鉴哥窑瓷器的重点。杭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沈芯屿从“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讨论了哥窑瓷器冰裂纹的审美特征。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学艺员郑银珍则将以“金丝铁线”为典型特征的“哥窑瓷器”或者说是“哥窑形象”置于中韩交流的大背景下，对朝鲜时代（即15世纪左右）文献中关于哥窑的记载进行了梳理，并对“册巨里”和“册架图”（即我们所说的“博古图”或“多宝阁图”）中描绘的哥窑形象器物进行了分析，为研究哥窑或哥窑类型器物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哥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瓷器烧造产生深远影响。明、清两代至今，一直被视作名瓷而被仿制。从传世和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看，景德镇御器（窑）厂在明代宣德年间已成功仿烧哥釉瓷器，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达到兴盛。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介绍了该所近年考古发掘发现的一些类似哥窑瓷器的残片标本。通过梳理考古材料，他指出，在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地区无论官窑还是民窑都在烧造仿哥釉瓷器，产品虽在造型上与传世哥窑或哥（官）窑型瓷器大相径庭，但在胎釉特征上却是模仿哥窑的灰胎和釉面开片，或许这就是明代人概念中的哥窑瓷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蔡玫芬从该馆收藏的清宫瓷器图册出发，讨论了乾隆皇帝所认知的哥窑瓷器。通过对相关文献、图像和出土器物的分析，对明代早期文人所认知的哥窑器物进行了探讨。她还将明人绘画和版画插图中描绘的釉面开片纹的瓷器形象与传世哥窑瓷器相比较，认为明人认知中的“哥窑”是一种釉色灰青、釉面有黑色细碎开片纹的青瓷，而这个概念与如今我们所说的“传世哥窑”究竟有何种联系，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四    哥窑瓷器的烧造工艺

　　传世哥窑瓷器因在胎、釉、造型等方面颇具特色，且釉面开片纹路具有“金丝铁线”特征，致使其烧造工艺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龙泉云和叶氏哥窑的叶克伟凭借其家族两代人仿烧传世哥窑器物的实践经验，从工艺学角度诠释了哥窑瓷器的开片机理和胎釉色泽、质地的形成规律。他详细介绍了传世哥窑瓷器釉面“酥光”质感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釉的原料、烧成温度、烧成气氛等，认为长期使用的环境也会对“酥光”的形成产生影响。叶克伟提到传世哥窑瓷器之所以会呈现出灰青、米黄等不同釉色，主要是因为烧成时窑炉内气氛的微妙区别。此外，针对传世哥窑瓷器独有的“金丝铁线”片纹特征，他认为是胎釉原料、成型工艺、烧成气氛、出窑条件、使用环境等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叶克伟推论若由已知传世哥窑标准器的工艺特征逆向还原，反推其工艺流程及原料采集的可能区域，或许可为探寻烧造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址提供新的途径。

　　龙泉青瓷博物馆副馆长俞锦辉着重探讨了宋代龙泉窑铁胎青瓷多层釉工艺。他将含铁量较高的青瓷胎体称为“铁胎”，并展示了20件龙泉窑遗址出土的铁胎青瓷标本。他说宋代龙泉窑铁胎青瓷，除瓶、罐、炉等较大器物外，多具有薄胎厚釉特征，且常发现有多层施釉的现象。通过仔细观察标本断面釉层及多次进行试烧，俞锦辉认为龙泉窑铁胎青瓷多层釉的施釉工艺需经过多次低温焙烧，即每次上釉后均入窑焙烧，第一次施釉后烧成温度约800 ℃，之后烧成温度约950 ℃左右，每一次施釉厚薄要适当，不能过厚。

　　五    哥窑瓷器的科技检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检测为从微观上研究古陶瓷提供了便利，为解决古陶瓷研究领域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为配合此次哥窑研究工作的开展，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组成无损检测小组，利用实体光学显微镜、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两种仪器，对43件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哥窑、官窑及仿哥釉瓷器进行了科学检测。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侯佳钰和段鸿莺，代表哥窑无损检测小组对检测情况和初步研究成果作了介绍。侯佳钰集中演示了43件瓷器的釉面放大照片，并测量统计它们的釉面裂纹、气泡、质感等微观结果、特征，为研究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年代、工艺等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持。

　　段鸿莺首先介绍了测试原位元素使用的实验仪器和基本方法，即采用美国布鲁克公司Tracer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选择器物外壁腹部较为平整或局部微凸部位进行釉的主量和微量元素组成检测。通过对43件藏品测试结果进行分析，辅以利用此台设备曾经测试过的河南、江西及浙江杭州、龙泉等地区相关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数据，可大致判断此次测试的传世哥窑瓷器在釉的化学组成上与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和少数杭州卷烟厂遗址出土的瓷片更接近，而与龙泉窑、景德镇窑产品有异。通过类比分析，她认为相对于河南、江西、浙江龙泉等地，传世哥窑瓷器产地应更接近于杭州地区，很可能位于凤凰山老虎洞窑址附近。就烧造年代而言，由于元素组成在年代断定上仅为相对分析，此次检测的传世哥窑瓷器尚无法定论烧造时代究竟是南宋还是元代。

　　研讨会上，陈克伦、舒佩琦也分别介绍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鸿禧美术馆开展的与哥窑相关的科学检测工作，并期待通过科学检测数据的不断积累，为明确或越来越趋于明确传世哥窑瓷器产地问题奠定基础。

　　最后，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所长吕成龙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谈到，通过两天的热烈讨论，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可归纳如下。

　　1. 首次批量测试样品。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对院藏43件传世哥窑及相关瓷器利用实体光学显微镜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进行无损测试，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2. 研究者首次对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作出令人信服的推测。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址至今未被发现，这是古陶瓷研究者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以往，研究人员对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址曾有过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浙江省龙泉市以及河南省等几种推测，此次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通过将社会科学手段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认为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址可能在杭州市凤凰山及其附近，这为将来寻找传世哥窑瓷器窑址提供了明确而具体的指向。

　　3. 首次明确划分不同类型的哥窑（釉）瓷器。以往人们研究传世哥窑瓷器往往将其与元代哥（官）窑型瓷器、南宋龙泉哥窑瓷器等混为一谈，致使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此次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通过综合研究，将这三种釉面均带开片的青瓷与明、清景德镇窑、宜兴窑、石湾窑、漳州窑等仿哥釉瓷器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而且通过所举办的展览直观反映出来，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好评。

　　吕成龙还提到，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为举办此次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充分准备，旨在为大家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在哥窑研究方面给出一个助推力。相信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力量的逐步加强，哥窑研究中的一个个谜团终将被逐步揭开。（蒋艺执笔）

　　［执笔者单位：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责任编辑：项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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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哥窑学术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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